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暨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张辉、张沛教授主编的“文学×思想译丛”由商务印书馆出品，旨在以专精之译笔舶来文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在文学与思想的往复观照中，感受文本之幽深细密，触达精神与意义的无限可能。
据介绍，该丛书策划理念主要基于以下两个考虑。首先以“拿来主义”激活对中国传统的再理解。这不只与“文史哲不分家”这一一般说法相关，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应该格外重视“诗（文学）”与“经”的联系：诗主“言志”的同时，也与其他经典一样具有“大德”，且与“道”不可分离。这在一个学科日益分化、精细化的现代学术语境中，更具有意义。
“文学×思想译丛”的第一辑中，囊括了多位国际知名学者的作品，涵盖了广泛的文学主题和思想流派，目前已出《讽刺的解剖》《对峙:19世纪德英美文学与思想关系研究》《讽喻 : 一种象征模式理论》等8册。最新推出的《诗与非诗：十九世纪欧洲文学札记》，是意大利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克罗齐为撰写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史所作的札记。他以直觉式的洞见捕捉到了司汤达、波德莱尔、莫泊桑、福楼拜、易卜生等文学家在不同形式的作品中呈现的诗性表达，从文学延伸至历史与哲学，吉光片羽，洞见幽微，为理解同时代的欧洲思想提供了剖面。
“文学×思想译丛”第一辑，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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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泊桑
如果说有一位现代诗人能配得上“天真的”诗人这一称号，那么在我看来他一定是最巴黎式的、自由的、狡黠的、爱戏弄人的和讽刺的短篇小说家居伊·德·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他以自己的方式天真与单纯，他丝毫不怀疑所谓人类的精神性和理性、对真理的信仰、意志的纯洁、责任的严厉、生活的宗教观、道德斗争和智力冲突，理想便是通过它们得到了精心的设计与维护。他是所有的感觉，他享受和受苦——他受的苦比享受的多得多——只是作为感觉。
《如死一般强》（Fort comme la mort）和《我们的心》（Notre cœur）的作者拥有温柔的，常常是柔软和细腻的爱的情感。这种情感还是自然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堕落和邪恶的。但是，温柔、柔软和自然并没有改变它本质上的感官属性。爱是最甜蜜的东西，是生命赐予的最甜蜜的东西，是青春的花朵，甚至是永恒的重生幻觉中的青春。但在这种甜蜜中，一切都将消耗，它没有产生任何东西，没有转变成任何东西，也没有上升成任何东西。爱着的人，在他的爱中捍卫自己存在的本质和他自己的生活理由，那就是快乐，那种不可比拟的快乐。快乐的力量，爱情与快乐结合的力量是如此具有压倒性，以至于它以绝对的必要强加于灵魂，取代了所有理想的兴趣和舒适与欢乐的所有其他源泉，完全摆脱或超越了道德法则。一个女性，一位妈妈，拥有一个情人，她感到自己被她合法的儿子谴责，于是强烈地爆发出来，向他人，向她爱的儿子忏悔：“你说，如果我是你父亲的情妇，我更是他的妻子，他真正的妻子，我打心底里不觉得羞耻，我不后悔，我仍爱死他的样子，我会永远爱他，我只爱他，他是我一生的全部，我所有的快乐，我所有的希望，我所有的慰藉，一切，一切，一切为了我，长长久久地！听着，我的小宝贝：在能听见我的上帝面前，如果我没有遇到他，我的存在里就不会有任何的美好，永远不会有任何东西，没有温柔，没有甜蜜，没有一个让我们后悔变老的时刻，没有！我欠他一切！”这是一种具有坚固逻辑和自尊心的感受，以果断和挑衅的方式展现，如同未被分割的直线的力量，向不知名的尊重发号施令。
这种爱，所有的感觉与激情，虽然让灵魂充满难以言喻和无与伦比的乐趣，但它不过是自然的一种欺骗，一次春天的沉醉，和莫泊桑熟悉的“两个皮肤的接触和两种幻想的交换”。或许他和波德莱尔一样，也在爱的深处隐约品尝了恶的滋味，但这很少发生，因为对爱的批判不会剥离它的现实，幻想的现实存在。他也知道，爱是不忠诚，通常不牢靠，它会自我毁灭，以抛弃、背叛、疲惫和相互厌倦而告终。他没有要求爱是另外的样子，因为如果快乐是一种甜蜜的发热，那就不能指望它永远地发热下去，如果爱不是道德上的纯洁，被揭发的痛苦的背叛虽然折磨人心，但它不会把爱推往伦理的愤慨，也不会因为痛苦而在精神上拔高它。这种折磨就好比死亡让人与心爱之人天人永隔，莫泊桑以一个性情极其敏感之人的迷失的痛苦感受着、以急促的语言讲述着、以尖锐的画面刻画着折磨，如同这些画面：一个人重新回到空荡荡的家，站在一面镜子前，这面镜子经常映照出死去女人的身影，看起来应该是以某种方式留住了这个形象，他颤抖地站立着，目光盯着那块平滑的玻璃，它深沉又空洞，占据着整个女人，就像被占据，被他爱的目光占据一样；或者是另一个画面，一个年轻人不知道如何相信他爱慕的生物，那双清澈的眼睛里带着温柔微笑的独特存在，如今她已经不在了，“死了”，不再存在于任何地方，那个声音也不会在所有人类的声音中响起，没有人会再以她那样的说话方式说出一个字。但总而言之，疲惫、背叛，失去自己爱的生物，都是恋爱的结束，而不是爱的终结，爱在永恒中重生，它永远新鲜，永远年轻，永远迷人。
诅咒是另一种：它是个体中爱的力量的终结，是青春的终结，是习惯、枯燥、衰老和无情伴随着死亡的征兆等待死亡：对一切失去好感，生命力减弱，原本似乎在说话的自然，如今变得沉默，冷漠和冰冷地退缩。
三十岁时，整本书都被读完了，没什么值得期待，也没什么能更让人开心：只有习惯性的重复，这种机械化的过程如此令人作呕，以至于看到自己现在被谴责得无处可逃而感到沮丧，它让人发疯，甚至让人自杀。这样的人常常出现在他的短篇中，他们对生活感到沮丧。如果没有享受过生活，他们感到悲伤；如果享受过生活，他们同样感到悲伤。“我曾经很快乐，”他们中的一个说，“一切都让我着迷：路过的女人，街道的样子，我住的地方；我甚至对我衣服的款式感到兴趣。然而，相同场景的重复最终让我的心充满疲倦与无聊，就像每天步入相同剧院的观众一样。”他回忆起他的恋爱时光：“那么我生命中的甜蜜小说，它们依旧活着的女主角如今已经满头白发，让我陷入永无止尽的苦涩的忧郁中。啊！青春的额头前卷曲着金色的头发，双手的抚摸，会说话的眼神，跳动的心，承诺双唇的微笑和承诺拥抱的双唇……第一次亲吻……这个无尽的吻让我闭上双眼，在即将拥有的无限幸福中抹去了所有想法。”当他重新翻开旧时的信件，回想起那些年，重新看到了被遗忘的人物，重温他童年家里的细节，直到他拿起他七岁时由他教师口授的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他感到自己再也无法忍受，于是便自杀了。“都结束了。我来到了原点，突然转而思考我的余生。我看到了可怕又孤独的晚年，以及即将来临的残疾，都结束了，结束，结束了！我身边没有一个人。”
莫泊桑
在途中的某个时刻，荒凉和孤寂伴随着恐惧，在迄今为止一直在快乐和爱情的玫瑰色迷雾中前进的男子的眼神里扩散开来，但那种只有他能看明白的孤寂一直陪伴着他。他总是感到孤独，在朋友的陪伴下感到孤独，在情人的陪伴下感到孤独，和另一个头靠在同一个枕头上感到孤独，他总是与他的“我”面对面，这个“我”成为他可恨的地狱伴侣，总是处处撞到同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他走不出精神的孤独，因为自我会封闭自己，并与其他的自我发生冲突，但它不会渗入它们，也不会将它们溶解在自身当中。他也无法走出另一个孤独，那就是思想的限制，因为人的思想是“固定不变的”，诗歌和艺术永远重复着同一个世界的同一种图景。可以说，莫泊桑的现实观念与宗教观念正好完全相反，他的宗教观念是一种与所有其他生物和与上帝结合的意识，与一切共有的意识。在他快乐的世界和快乐的痛苦世界中，上帝并不存在。相反，这里不时出现一种独特而惊人，但又相当自然主义的形式，它由奇怪的困惑和恐惧，幻觉、噩梦和总在威胁的疯狂的凶兆组成。
但是，莫泊桑紧缩的心经常在一种痛苦的平静或平静的痛苦，以及在怜悯的情感中得到充分扩张，变得十分柔软。这是一种不含正义与拯救的怜悯，因为正义与拯救和道德良知相关，而他的怜悯却诞生于同情，诞生于与他人的共振，它也是色情，尽管是最温柔的，它为他人哭泣，也为自己哭泣。
……
在他的享乐主义中，在他的非道德主义中，在他的非宗教中，在哭泣和欢笑中，莫泊桑是天真和纯洁的，他无法伪装，他不会在其他人和自己面前伪装出福音社会学的和伦理改革的意图与目的。相反，伦理历史的现实和他毫不相干，这意味着对他而言它几乎不存在，在他少有提及它的地方，都能证明他对世界那个方面的迟钝，比如在讨论战争时，他认为战争不过是人类凶残的愚蠢。据他的一个朋友描述，表达政治观点对他而言是“一种痛苦的弱点，良好的教育想要隐藏它”。他充其量让我们窥探到他身上某种贵族和寡头的倾向，以及对宪兵的钟爱，他反对建造路障的人和炸药使用者，因为他们打扰了安静工作的艺术家和恋爱中的情侣。但他没有以其他艺术家、前辈和同龄人的方式让艺术成为一种超越的理想，也没有把研究和批判的好奇对准艺术，他不喜欢理论化、讨论和争论。他关于福楼拜的文章，是他对他的伟大朋友和老师的深情致敬，但依旧摆脱不了平庸，他留下来的那些零散的学术判断都可以归结为一些心理观察（比如他针对艺术家的观察，他说，艺术家似乎拥有两种灵魂，比起初次的震动，他更能生动地感受它的回响，比起最初的声音，他更能感受它的共鸣）。他拒绝了“现实主义者”的称号，因为“伟大的艺术家是那些向其他人展示他们幻想的人”。他尤其反对野心勃勃的“艺术写作”，反对“稀缺而丰富的语言”，因为对他来说，实现他的目标只需要少量词汇，但要很好地放置在各种结构和音乐节奏的句子中。莫泊桑拥有精致的形式感，却极少琢磨写作技巧，“文学修养”也很缺乏。
他是诗人，他的诗人特质更体现在他的叙事散文中而非诗歌中，尽管年轻时他也写诗，后来放弃了。……为什么诗人莫泊桑只知道物质和感觉，只描绘物质幽暗的颤抖和感觉的剧痛，在他的描绘中使用如此多的客观真理，并通过痛苦、怜悯和厌恶让伦理理想变得鲜活和在场，通过喜剧和笑声来展现聪明才智的优越性，通过悲伤和绝望来展现宗教的需求。我很清楚为什么列夫·托尔斯泰立即在当时所有的法国艺术家中辨认出了他，并认为他无论外表如何，内在是道德的。事实上他就是道德的，他最胆大妄为的故事给人一种纯洁的印象，正是因为——如同一再说到的——他是诗人。他从他的同时代人和同胞中脱颖而出，左拉们、都德们和相似之人拥有显著的品质和某些艺术的形式，但根本上和本质上不是像他一样的诗人。他就是这样真正地诞生，以强大的创作能力倾倒出诗，耗尽他短暂的生命。他像“一颗流星”（有一天他自己说，他病了，在考虑自杀）进入和离开了文学世界。
《诗与非诗：十九世纪欧洲文学札记》，〔意大利〕贝内德托·克罗齐/著，郭逸豪/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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